美国清洗政治：一幅残酷新世界的蓝图正在展开
全美各地，人们正在奋起反抗——他们拒绝在这场缓慢进行的民主毁灭中同流合污。他们游行反对这样的政权：它剥夺公共品、视异议为犯罪、让学生人间蒸发并掏空本应保护公民生活的核心机构。但这些攻击并非新鲜事；它们是我曾称之为美国四大原教旨主义——市场崇拜、意识形态顺从、宗教狂热和教育压制——的焦土政治的集中体现。这些原教旨主义稳步地为一个由暴力、残酷和不受问责的权力统治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在这个社会里，市场神圣不可侵犯，历史被抹去，正义被颠倒，知识受到监控。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关于教育政策、人工智能和学校纪律政策的七项行政命令后，回答记者提问。
如今，这些力量汇聚成一股暴烈的渐强音：旨在清除民主的伦理实质和道德词汇的清洗政治（politics of cleansing）。政府被掏空，记忆被定罪，法律被武器化以服务于当权者的利益。种族化的他者（racialized others）成为被消失的目标，社会陷入一种深刻的抹除状态。剩下的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而是一个恐怖剧场，在这里，可弃置性（disposability）[2]成为指导原则，沉默被危险地误认为和平。
政治已成为犯罪本身的延伸，治理蜕变为有组织的野蛮行径。军事化和镇压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扎根，不仅针对批评者，也针对整个社群。这是一种由国家发起、针对移民、异见者和边缘化群体的恐惧文化。它表现为公然绑架美国公民——只因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异议，或他们反对特朗普的国内及外交政策。随着民主生活的结构瓦解，威权统治在奠定好的根基上崛起，在这里，抵抗遭遇暴力对待，自由与正义的原则本身被掏空。
这并非民主意义上的治理；它是伪装成秩序的威权控制蓝图。瓦解公共机构、压制历史记忆、废除法律保护、攻击高等教育机构、绑架学生以及妖魔化异见，都标志着一种新型国家恐怖主义的出现。这统治机器不再掩饰其对民主的蔑视。它先是模仿、继而操纵并最终抛弃民主。它连接上演着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呼应着奴隶制的残暴、警察国家的暴力以及集中营的恐怖。在这日益增长的威权景象中，国家不再服务于人民；它将人民抛弃到一个无情的秩序之中：团结被粉碎，正义被私有化，希望被流放到边缘。这是打了类固醇的某种极权主义。
人们正在奋起抵抗，激烈、耀眼，并充满希望。美国各地的人们正在反击一个剥夺了他们生命本质——安全、关怀、生计和尊严——的政权。大学教师、学生以及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呼吁建立“学术互助防御协定”（Academic Mutual Defense Compacts）以抵御特朗普的攻击。从城市街道到大学校园，这股反抗力量日益壮大。工人、教育工作者、艺术家、联邦雇员和学生等群体，正在奋起反抗他们的权利被侵蚀、身体遭受暴力以及正义感和能动性受到攻击。随着对退休基金崩溃、移民身份、警察暴力和工作保障的担忧加剧，稀缺、贫困和无力感的沉重压力在情感和身体上都造成了损害。食品价格飙升，消费品变得更加难以获得，苦难日益加深。然而，面对这片黑暗，抵抗仍在继续增长，人们大胆反抗罗布·尼克松（Rob Nixon）所称的“慢暴力”——那些摧毁日常生活、抹杀记忆、掏空能动性意义的政策。
这股反抗浪潮直面清洗与抹除的政治，它像野火一样在民主的躯体上蔓延：一个被剥离以服务市场的国家，记忆被夷平与改写，异议在意识形态顺从中窒息，法律被扭曲成复仇的武器，而种族化的他者被驱赶出归属的边界。这不仅仅是政策，这是对正义、平等和自由理念本身的战争，我们必须明确其本质：这是一场多战线的清洗运动，人们需要持续不断大规模抵抗它。这些抗议并非象征性姿态；它们是反叛性的确认，宣告着激进民主的承诺并未消亡，只是濒危，但仍值得为之奋斗。然而，它们在一个不祥的地平线下展开：政治性清洗——政府的、意识形态的、法律的、种族的和历史的清洗——正在美国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有可能成为一个残酷新世界秩序的蓝图。
政府清洗与社会责任之死
政府清洗始于精心计算的攻击，旨在瓦解作为公共利益的工具的治理。在特朗普的美国，国家不再被设想为集体福祉的守护者。它不再被视为提供如医疗保险（Medicare）、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可负担住房和公共教育等关键保障的机构；相反，它被视为无约束资本主义的障碍。新自由主义为此转变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它将自由重新定义为不存在监管，掏空了民主的社会内涵，并将所有人类义务简化为利润和效率的冷酷算计。在这套世界观中，没有社会问题，只有个人失败；没有公共品，只有私人投资。这是一种视野不断收窄的政治，它阻碍了将私人困境转化为更广泛的系统性结构问题。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臭名昭著的论断——“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集中体现了将社会正义视为异端、将公共福利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弗里德曼蔑视集体责任，他把追求利润奉为神圣化的道德圭臬，揭示了这一野蛮与残酷新地平线的意识形态基础。他写道：
但如果认真对待“社会责任”学说，将会把政治机制的范围扩大到每一种人类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我称其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根本性颠覆学说”，并说过，在这样的社会里，“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利用其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没有欺骗或欺诈的情况下进行公开和自由的竞争”……商人谈论社会责任，无非是纯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持此言论的商人，是某股知识力量的不知情傀儡，它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破坏自由社会的基础。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弗里德曼并非孤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警告说，即使是温和形式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导致暴政。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更进一步，著名地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人及其家庭。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这位新自由主义倒退逆流中让人们感到亲和的面孔，把这一信息烙在他的1981年就职演说中。他宣称“政府不是我们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至此，对社会性国家的意识形态战争不再是窃窃私语，而成为了国家信条。
在特朗普的威权世界观中，社会责任不是民主义务，而是致命弱点——是对市场至上地位的威胁，是对不受约束权力的制约。任何对平等、包容、正义或共同利益的投入都被视为需要消除的负累。特朗普的政策不仅呼应了这种新自由主义逻辑；它们操纵并将它变成武器。联邦雇员被清洗，监管机构被废除，必要的公共服务被拍卖给私人利益集团。结果不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私有化的例外状态（privatized state of exception），在这里，残酷即是政策，社会需求被认定为犯罪，治理成为财富和权力的婢女。
这不仅仅是国家职能的倒退；这是市场驱动的威权主义的复苏。在这样的政权下，民主的道德核心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可弃置性机器（apparatus of disposability），它建立在赤裸裸的权力和利润之上，“对令人难以接受与不幸之事加以粉饰”。在特朗普的美国，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罪恶化的恐怖政权的崛起。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伊西·拉波夫斯基（Issie Lapowsky）在《名利场》（Vanity Fair）的一篇报道中透露了特朗普“心血来潮公开地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将那些被视为罪犯的移民和绿卡持有者驱逐到萨尔瓦多那个残酷且非人性化的巨型监狱中关押”。克里托萨尔（Cristosal）的常务董事诺亚·布洛克（Noah Bullock）恰当地称CECOT监狱为“司法黑洞”。大卫·列维·施特劳斯（David Levi Strauss）对布洛克的评论补充了一些细节，指出“当他们被当作木材一样层层堆叠起来时，CECOT最多可容纳40000名囚犯。被关押在那里的人没有探视权，没有娱乐时间，无法接触外界，没有阅读材料，没有寝具，而且他们将永远无法离开该设施”。
记忆清洗与历史失忆症瘟疫
美国各地正在出现旨在禁止对历史进行批判性解读的记忆法案。这些批判性叙事挑战着那些粉饰、审查和排除被压迫者、奴隶制、残酷、战争以及倒退的例外论观念的主流叙事，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发声。历史失忆症已成为特朗普政治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核心教学工具。从过去的历史汲取教训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变成危险行为，因为历史让学生和公众能够鉴古明今，识别模式，并学习如何不再重蹈历史上最恶劣的压迫行径。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赋予人们一套可以用来表达的语言，让我们不会忽视正如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指出的“奴隶制、私刑……压制选民”以及其他不公正行为的历史后果或者让它们在记忆中消失。特朗普及其MAGA黑衫军所做的，不仅仅是制造哈泽尔·卡比（Hazel Carby）所称的“控制历史知识的全国性运动”，他们正在将历史变成种族主义武器。历史清洗是反对包容性历史的更广泛强烈反弹的一部分；它是威权政权的核心要素，这些政权通过抹杀人们的历史、记忆、学习机构，并最终抹杀他们的尊严、能动性和集体身份，使他们消失。
历史清洗，正如马克西米利安·阿尔瓦雷斯（Maximillian Alvarez）恰当描述的那样，是“二十一世纪针对长期历史意识的政治战争”。这场战争正在美国展开，书籍被查禁，图书馆藏书被清洗，极右翼政客要求公立和高等教育机构净化课程，抹去“我们昔日那些令人难堪的部分”。在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清洗中，种族主义的残酷性变得模糊不清。诸如“在1877年至1950年间，超过4000名黑人男性、女性和儿童在全国各地的城镇被处以私刑”以及针对黑人男性和男孩的私刑仍在继续（尽管不再是公然示众）这样残酷的事实被系统性地抹去。这种种族恐怖在历史上根深蒂固，但现在有关的历史记录却被蓄意清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景观[3]——以大规模驱逐和监狱崛起为特征，监狱成为恐惧、无法无天和惩罚的核心工具。大卫·列维·施特劳斯（David Levi Strauss）恰当地将这种对惩罚性国家的强烈关注描述为“惩治性色情”（carceral[4] porn），它强烈地映射出我们的时代。他的话值得长篇引用：
惩治性色情在3月26日达到了一个新的堕落水平，当日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又名冰雪芭比[ICE Barbie]）在萨尔瓦多的CECOT监狱里，重现了卡夫卡笔下的流放地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林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5]。她在一排排被囚禁着、赤裸上身、纹身的囚犯面前扭动着腰肢走动。她戴着一顶带徽章的蓝色帽子和一块价值约5万美元的18K金劳力士宇宙计型迪通拿手表。诺姆已经把在灾难中穿着特警或战斗装备、带着化妆师和发型师巡行变成了一个小产业。对于上述形象，她说，“人们需要看到那个形象”。
政治的景观化不能与粉饰历史分开，这是另一种强有力的去政治化形式——一种抹除，其中对真相的审查不仅消除了边缘化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而且还瓦解了批判性思维、法治以及正义的概念本身。在特朗普治下，这种蓄意的经过策划的遗忘政治（politics of organized forgetting）延伸到国家暴力的机制中，那些从历史叙事中被抹去的人被遗弃在拘留中心、监狱和警察国家的残酷对待中。
记忆清洗不仅仅扭曲历史；它还将政治转变为谎言，合法化那些压制人民声音、抹杀他们的历史、欲望和身份的排他行为。像所有威权政权一样，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公众变成历史失忆者，掩盖交织在黑帮资本主义和威权权力结构中的暴力、腐败和剥削。它否认历史的教训，而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必再次发生。关注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智力练习；它也是一种道德责任，旨在让人们明白，学习历史教会我们认识到铭记过去所有痛苦的真相可以怎样预防未来的罪行。
意识形态清洗与思想灌输工厂的崛起
这种极端主义之所以持续存在，不仅依靠蛮力，还依靠对记忆、批判性知识和知情判断（informed judgment）的系统性抹除。它将历史失忆症与意识形态清洗交织在一起，阻止公众接触过去的灾难，以至于，正如玛丽亚·皮亚·拉拉（Maria Pia Lara）有力地观察到的那样，他们无法“做出结果可能引出令人不安真相的判断”。历史清洗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道德清洗，后者又为上演其他暴力剧目搭建了舞台。这种极端主义在一个谎言取代真相、景观淹没批判性思维、恐惧被用来合理化和合法化（思想）灌输机器的世界里蓬勃发展。
当地时间2025年4月26日，美国华盛顿特区，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外集会，期间正值白宫记者晚宴举行。
在美国各地，大学和公共机构愈发转变为意识形态战场。涉及种族主义、性别暴力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书籍被禁止。挑战特朗普政权、探讨紧迫社会问题或倡导巴勒斯坦自由的教授面临骚扰，许多情况下甚至被解雇。另一方面，正如赞恩·麦克尼尔（Zane McNeill）在Truthout报道的那样，现在国际学生的处境越来越堪虞，仅仅因为参与政治讨论或表达异议就受到政府骚扰——他们成为目标是因为未能满足白宫关于何为“爱国”居民的意识形态标准。至今已有超过一百所机构的600多名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吊销，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监控他们的社交媒体，寻找所谓的“反犹太内容”。这种意识形态压制的模式延伸到课堂之外，整个学术部门，尤其是那些专注于中东研究的部门被有计划地解散，因为它们被贴上“意识形态俘获”避风港的标签，而且因为有针对性的立法而被控告助长“反犹太骚扰”。教职员被剥夺工作、终身教职和尊严。他们受到一个监视型国家的监控，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呼应着希特勒德国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
佛罗里达州那位自诩为“反觉醒”（anti-woke）州长的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以惊人的精确度体现了这种镇压。在一项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监视、教学压制以及针对各级批判性教育的精心策划的攻击行动中，德桑蒂斯发布了行政命令，要求佛罗里达州的高校提交过去六年教职员工研究资助的详细记录，包括教员发表的论文清单，向那些研究与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主题的教员和其他人发出了一个清晰而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特朗普曾将批判性种族理论污蔑为“一种可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将美国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国家……改写美国历史……并教导人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
哥伦比亚大学可耻地默许特朗普政府对意识形态清洗的要求，这鲜明地突显了美国高等教育在捍卫正义、真理和学生权利方面的失败。法蒂玛·布托（Fatima Bhutto）的尖锐批评抓住了哥伦比亚大学向威权主义投降的精神实质。她写道：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所政府可以信赖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同意禁止某些口罩，授权新的校园安保人员逮捕学生，并任命某人监督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以及巴勒斯坦研究中心。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教授最近称呼他们为“哈德逊河上的维希”，指的是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法国维希政权。
意识形态清洗并不仅限于公共和高等教育。特朗普最近针对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宣扬“反美意识形态”的行政命令，呼应了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1937年7月，希特勒组织了臭名昭著的“堕落艺术展”（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以谴责任何违背国家教条的文化表达。两者同出一辙，都是意图强加单一和大一统的国家叙事，并将复杂性和艺术异议判定为犯罪。某种极权主义在歌颂残酷、军国主义、人为制造的无知以及多种多样的原教旨主义（无论是植根于新自由主义、宗教暴政、白人至上、极端民族主义还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政治舞台上蓬勃发展。正如多纳琳·怀特（Donalyn White）和安东尼·巴拉斯（Anthony Ballas）正确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清洗和历史失忆症是当今向某种极权主义投降的核心。历史遗忘的政治不仅覆盖思想，也覆盖身体，直接导致集中营、监狱和现代古拉格。
白宫蓄意抹杀历史的行为在将反奴隶制偶像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的形象和传记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网站上移除时达到了最低点，这是意识形态私刑，试图抹去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同时贬低非裔美国人对国家历史的深远贡献。这不是疏忽；这是对记忆的有计划攻击，一种审美暗杀，像塔布曼这样的偶像与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塔斯基吉飞行员（Tuskegee Airmen）等人物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借此一举，极右翼不仅改写历史，而且试图重新想象美国的身份认同，一个不再能承认其过去残酷真相或其黑人公民的抵抗、勇气和才华的身份认同。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危险境地。允许这种清洗继续下去，就是放弃民主生活的本质和理应指导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抹杀历史，都不是中立行为，而是对极权主义引狼入室。
法律清洗与法治的终结
法律清洗指的是系统性地瓦解作为民主保障的法律，并将其转变为威权统治的工具。这种法律清洗模式以利用法律来统治取代法治。它关乎的不是正义，而是支配，将法律变成排斥、复仇和威权控制的工具。在特朗普治下，法律不再是保护权利，而是强制忠诚。联邦雇员被大规模解雇，以便为忠诚党羽腾出位置。特朗普曾经威胁精英律师事务所，其中许多正在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污蔑那些做出不利于他的裁决的法官，并承诺赦免那些因政治暴力被定罪的人。他誓言要吊销移民的社会保障号码，并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驱逐，所有这些做法都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与特朗普结盟的国会正在通过法律来限制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努力不懈地清除经验丰富、无党派的公务员，取而代之的是无条件执行其议程的政治忠诚者。在此过程中，法律保护被逐步废除，监管机构的权力遭到剥夺，异议被视为犯罪。移民和学生仅仅因为倡导亲巴勒斯坦观点就被从街上绑架，扔进没有标记的车辆，消失在偏远的ICE拘留中心。没有指控。没有审判。没有正义。
这种有组织野蛮行径的纯粹恐怖在冷酷的萨尔瓦多独裁者纳伊布·布克莱（Nayib Bukele）与特朗普会面时表露无遗。他冷酷地拒绝将阿布雷戈·加西亚（Abrego Garcia）送回美国，轻蔑地称之为“恐怖分子”，不会将他“偷运”回国。加西亚不是恐怖分子，（美国）政府也承认他是被错误驱逐的。然而，情况变得更糟。正如哈菲兹·拉希德（Hafiz Rashid）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中报道的那样，尽管最高法院下令将加西亚送回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一再拖延，躲在玩弄语义和技术细节后面拒绝执行。在像布克莱这样的独裁者的支持下，白宫似乎满足于让一个无辜的移民在古拉格中饱受煎熬”，完全无视正义和正当程序。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
国家恐怖主义超越了身体暴力；它通过拥抱非理性而壮大，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幌子为恐怖行为辩护。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国家支持的对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的绑架，他是一名参与反以色列抗议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虽然哈利勒的信念可能是合法的，但他援引了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的一项条款，该条款授予国务卿有权“亲自决定”某个移民应否留在美国，依据的是他的“预期信念”。这一令人震惊的声明，及其类似纽伦堡法案和卡夫卡式噩梦的意味，揭示了威权政权的本质，即惩罚所针对的超越了个体行动，还预先针对思想本身。它呼应了极权主义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在那里，自由不仅被扼杀，而且从根源上被铲除。这绝非仅仅是法律上的越权；这是对正当程序和自由的公然攻击，是对正义的荒诞歪曲，旨在剥夺最基本的人权。
特朗普政府释放出迫在眉睫的恐怖，无人能幸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漫不经心地声称特朗普要将美国公民驱逐到臭名昭著的萨尔瓦多监狱时他并非在开玩笑。我们需要充分关注这一可怕的威胁。这不仅仅是言辞；这是严峻的警告：本届政府严重地危害到我们的基本自由；它也是我们对某种极权主义正在美国发展的形式的痛心一瞥。这些威胁伴随着一场无情的运动，旨在粉碎异议，侵蚀公民自由，并培养一种危及强壮民主根基的恐惧和压迫气氛。
这是毫不掩饰的美式的某种极权主义，肆无忌怛侵犯权利、正义和基本民主自由。这种言论在异议发生之前就将其转化为犯罪行为，体现了支撑某种极权主义政治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清洗的本质。它揭示了威权统治深层的非理性本质，即国家不仅控制行为，而且试图控制公民的思想，为针对那些因信念、言论或结社而被视为不受欢迎者的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辩护。这种朝向意识形态恐怖的升级是某种极权主义的标志，它的壮大依赖于抹杀理性、认定自由思想为犯罪以及国家认可的暴力的常态化。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逻辑已经在实地运作。呼吁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的学生面临逮捕、停学和驱逐出境。抗议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民众的团结遭受监视。所有这一切都在政府准备动用包括军队在内的全部国家力量来镇压异议的阴影下展开。特朗普政府公然宣布有权绑架和监禁个人，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可能想什么、秘密相信什么，或者将来可能相信什么，这是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奥威尔式恐怖的表现。毫无疑问，这代表了国家认可的残暴行为的鲜明例证，无异于国家恐怖主义。
特朗普针对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监察长进行大清洗，这并非简单的人员洗牌，而是有计划地试图用个人效忠取代军人对宪法的忠诚。它呼应了现代历史上最危险的先例：希特勒拉拢德国国防军，皮诺切特在智利的军事政变，以及阿根廷魏地拉（Videla）政权下武装力量的部署。这是军事化威权主义的支撑结构：武装部队不再保护共和国，而是执行一个有可能成为政治强人的意志。如果特朗普像他一再威胁的那样要求军队对付异见者、示威者或抗议学生，那么预期将会明确得令人不寒而栗：他们会服从。
在这种情境中，法律不再与正义挂钩；它成为复仇、排斥和赤裸裸支配的工具。随之而来的对某种极权主义保持沉默和怯懦顺从不是和平，而是同谋。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不是秩序，而是一场已在进行中的政变正在缓慢地密谋开展。
种族净化与白人至上主义祸害
国家暴力总会盯着一个目标，而且明显得令人发指的是，它以种族为目标。从南部边境到投票站，从校园抗议到内城社区，种族净化不再是隐藏的策略，它已成为一项治理原则。数以百计的移民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拘留和驱逐，有时被送到萨尔瓦多的巨型监狱，或无限期地关押在ICE设施中，在里面人权是事后才会想到的东西。在纳伊布·布克莱的恐怖统治下，通过犯罪进行治理的概念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已有84000人被逮捕和监禁，通常没有审判、听证或任何其他正当法律程序。”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被过度监视却保护不足，人们经常遭受残酷对待，处于一个监狱型国家的瞄准监视下，被视为威胁而非公民。警察暴力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种族规训和恐怖主义形式，而白人至上主义民兵则受到纵容并常常得到保护。
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一个受到详细记载报道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他是特朗普种族主义政策背后最具影响力的策划者之一。米勒因为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倡导残酷地将数千名儿童与父母分离而臭名昭著，长期以来一直与极右翼媒体和人物沆瀣一气。他公开反对DACA（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并呼吁结束主要针对非白人群体的临时保护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这进一步凸显了他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这种偏执如此众所周知，以至于连他自己的家人都公开谴责他。
种族净化通过一系列反动政策显现出来。（有色人种的）投票权饱受攻击并以种种方式受到限制：不公正的选区划分（gerrymandering）、选民名册清洗、投票站恐吓以及旨在剥夺有色人种社区选举权的法律。DEI（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项目正以清除种族主义政策为借口而被废除，实际上它们被针对恰恰是因为它们试图纠正系统性种族主义。在学校和大学里，反种族主义教学法被污蔑，书籍被审查；有色人种作者的书籍被查禁，任何旨在突出边缘化声音的努力都被视为思想灌输。
美国穆斯林社区受到持续不断的严密监视，他们的生活在不成比例地针对他们的政策下受到严格审查。拉丁裔社区遭到突袭搜查。原住民的主权被忽视。而抗议这些不公正现象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捍卫巴勒斯坦权利的学生，则被贴上极端分子和国家敌人的标签。
结论
在一个某种极权主义不再躲藏于阴影的时代，我们必须学会清晰地看到这种清洗结构正在各方面——社会、意识形态、法律和种族——掏空一个业已被削弱的民主。它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孤立的政策，而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一种neoliberal fascism模式，它以失忆、恐惧和可弃置性为食。为了抵抗它，美国公众需要变得具有历史意识，敏锐地意识到权力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血液中以及在光天化日之下运作。
正如已故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醒我们的那样，黑帮资本主义或其升级版新自由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兴盛，靠的不仅是镇压，而且通过想象力的死亡、批判性思维和知情判断连同滋养它们的机构本身的瓦解来实现。挑战压迫性身份认同、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培养能够瓦解它们的文化和教育力量。正如人们必须面对新自由法西斯主义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经济、金融和制度结构一样，认识到统治在知识和教学层面上运作，塑造思想和观念如同塑造市场和政策一样至关重要。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解和愤怒，而是有组织的抵抗。人们必须重新夺回教育，使它成为解放的载体，培养具有批判性、知情和勇敢的公民。现在不是沉默或旁观的时候。现在是行动起来捍卫自由、正义、平等以及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的脆弱民主梦想的时候。
*本文英文原文于2025年4月18日发表在左翼线上杂志Counterpunch，原标题为“The Politics of Cleansing”，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中文译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是全球大学创始成员，现任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公共利益学术讲席教授，并担任保罗·弗莱雷批判教育学杰出学者。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未预见之事的恐怖》（《洛杉矶书评》，2019年）；《论批判教育学》（第二版）（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0年）；《种族、政治与大流行病教育学：危机时期的教育》（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1年）；《抵抗的教育学：反对人为制造的无知》（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2年）；《反叛：反革命政治时代的教育》（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3年）；以及与安东尼·迪马乔（Anthony DiMaggio）合著的《审判法西斯主义：教育与民主的可能性》（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25年）。吉鲁也是Truthout理事会成员。
注释：
[1] 译注：英语中“政治清洗”一般用“purge”。本文作者用了一个较弱化的词cleansing，一般情况下可以译为“净化”，比较接近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下更隐密精细的政治社会操作机制。作者虽然用了这个比较弱化的词，但行文却如一篇强烈的檄文，认为美国当下发生的情况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相呼应，把它直接连接上法西斯主义及威权主义，反而没有太多福柯式“生命政治”的意味，所以还是译作“清洗”，较符合本文的语境，惟有racial cleansing译作“种族净化”。
[2] 译注：指历史记忆可以被抹除，法治和民主的原则可以被抛弃，他者可以被驱离监禁。详见下文。
[3] 译注：源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uy Debord的名著：《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他指出现代消费者主义社会变成一个商品的大观园，人们沉沦于形象之中，成为一种异化形式。
[4] 译注：carceral源于法语carcéral，指“监狱的”或更广泛而言“惩治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探讨了监禁与惩治与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密切关系。
[5] 译注：美国士兵，2005年与另外10名同僚因为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于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而被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