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恩·卡梅隆：理解苏格兰及其历史

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内外英国史研究普遍以“英格兰”为核心，对联合王国中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区域的历史关注不足。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著名史学家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相继发表了两篇开创性的论文，即《不列颠史：为一个新课题申辩》（British History: A Plea for a New Subject）和《不列颠史的界限与分类：探索一个全新课题》（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British History: In Search of the Unknown Subject），推动了突破传统民族史框架的“不列颠史”研究新范式的形成。随着这一研究路径的迅速兴起，西方学界的苏格兰史、不列颠群岛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相较之下，国内在该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

为拓宽学术研究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胡莉特邀苏格兰史领域重要学者尤恩·卡梅隆（Ewen A. Cameron）于北京时间2025年5月20日举办线上专题讲座《苏格兰、联合王国与苏格兰历史》（Scot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cottish History）。本讲也是不列颠与爱尔兰区域史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尤恩·卡梅隆现任爱丁堡大学历史、古典与考古学院“威廉·弗雷泽爵士苏格兰历史与古文书学讲席教授”，曾担任该学院院长。此外，他还在学术界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包括《苏格兰历史研究》（Journal of Scottish Historical Studies）期刊联合编辑、《苏格兰事务》（Scottish Affairs）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及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理事会主席。卡梅隆教授长期深耕于现代苏格兰历史及不列颠与爱尔兰群岛历史的研究，尤其关注19世纪末以来苏格兰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将研究重心落在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主题之上：苏格兰高地的历史、苏格兰与爱尔兰土地问题的比较研究、现代苏格兰政治史、苏格兰大学发展史。他的著述颇丰，其学术代表著作包括《土地归民？英国政府与苏格兰高地的土地改革（1880-1925）》（Land for the Peopl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Scottish Highlands, c. 1880-1925）、《弗雷泽·麦金托什：佃农议员的人生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Fraser Mackintosh, Crofter MP）和《刺穿蓟花：1880年以来的苏格兰》（Impaled Upon the Thistle: Scotland since 1880）等。

《土地归民？英国政府与苏格兰高地的土地改革（1880-1925）》

一、18世纪苏格兰与英国的历史及历史书写

首先，卡梅隆教授借助三张地图生动阐释了苏格兰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南与英格兰接壤，北抵不列颠岛最北端，疆域囊括奥克尼群岛（Orkney）与设得兰群岛（Shetland），西濒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和爱尔兰隔海相望。历史上，苏格兰与欧洲大陆及大西洋世界联系紧密。约1700年之前，苏格兰的经济、贸易与文化重心集中在东部沿海，与欧洲，特别是低地国家——如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保持频繁的商贸往来。不过，自18世纪中叶工业化快速推进以来，苏格兰的对外重心逐渐由欧洲转向大西洋，与英属北美及后来的美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此外，苏格兰北部及西部地区（高地和岛屿）与南部及东部地区（低地）在地形、土地条件和农业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自约1800年始，苏格兰的人口分布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大部分人口逐步向以格拉斯哥与爱丁堡这两座城市为依托的“中央地带”集聚，而北部、西部以及南部部分区域的人口数量则呈现出日益减少的趋势。

其次，卡梅隆教授梳理并讨论了苏格兰与英格兰以及联合王国政治关系演变的六个不同阶段。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去世，詹姆斯六世（James VI）作为其最近血亲，继承英格兰王位，标志着二者的“王冠联合”。在此期间，苏格兰仍保有独立的国家机构与制度。1653年至1659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实现了短暂的强制联合。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实现“议会联合”，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设立了新的“英国议会”。不过，苏格兰仍保留了独立的法律体系、教育制度和教会。1885年，英国政府设立苏格兰事务部（Scottish Office），进一步明确和调整了苏格兰在联合王国体制内的地位。虽然1921年爱尔兰分治，建立爱尔兰共和国，但是苏格兰仍是联合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经威斯敏斯特议会批准，苏格兰“自治议会”（Devolved Parliament）得以设立，负责医疗、教育、交通等国内事务，而外交、国防和边境控制等核心权力仍由威斯敏斯特政府掌控。近年来，该议会权限逐步扩大，如2013年和2016年相关法案赋予其更多税收管理权。

再者，卡梅隆教授通过介绍三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勾勒出了1707年以来苏格兰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核心人物之一，与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起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其史学被称为“推测性历史”或“理论性历史”，试图以理性方式将人类社会发展概括为一系列阶段性模型。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于19世纪60至70年代出版了八卷本的《苏格兰史》（History of Scotland），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与罗伯逊强调社会发展理论不同，伯顿致力于构建苏格兰政治历史的叙述框架，特别关注苏格兰贵族阶层的政治角色，深入探究了地主阶级从掌权到失势的演变历程。休谟·布朗（Hume Brown）是推动爱丁堡大学历史学现代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撰写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三卷本《苏格兰史》（History of Scotland），不仅关注政治史，还重视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历史变迁，是第一位将现代历史学研究原则应用于苏格兰历史分析的学者，通过批判性的方法深入剖析苏格兰的过去。

威廉·罗伯逊画像

二、19世纪以来苏格兰的历史分期与历史书写

在介绍了18世纪的苏格兰史及历史书写后，卡梅隆教授讲述了19世纪初期以来苏格兰政治演变的三个不同阶段。1832年至1914年，苏格兰向议会派出的议员大多数是自由党人，因此该时期被称为“自由党时代的苏格兰”。在此阶段，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苏格兰法律的发展、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苏格兰与帝国的关系都是核心议题。1914年至1955年，苏格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初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因此该时期被称为“战时苏格兰”。在这段时间里，苏格兰政治逐渐演变为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两党竞争格局，而1934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在早期选举中影响有限。自1955年以来，苏格兰民族党不但坚持推动苏格兰自治，促成了1999年苏格兰议会的建立，还致力于争取苏格兰的完全独立，被称为“民族政治时代”。2014年9月，苏格兰举行了历史性的独立公投，最终55%的选民投票反对独立，苏格兰因此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之内。

除了介绍苏格兰与联合王国的历史，卡梅隆教授还探讨了20世纪苏格兰历史研究视角的转变。自休谟·布朗时代以来，随着苏格兰经济结构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经济体再到服务业的深刻转型，苏格兰历史学家效仿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尤其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将研究重心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社会与经济史，即“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在苏格兰，推动“自下而上”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托弗·斯莫特（Christopher Smout）。他相继撰写了多部专著，其中以1968年出版的《苏格兰人民的历史：1560年至1830年》（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最具代表性。尽管斯莫特并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他极为重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致力于揭示苏格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演变过程。

三、苏格兰史研究中的两大议题及研究趋势

卡梅隆教授还讨论了苏格兰历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主题。其一是关于高地的叙述。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议题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路径。一方面，高地被浪漫化为自然美景、艺术灵感和休闲生活的象征。这种浪漫化叙事在19世纪使苏格兰高地成为英国精英阶层进行狩猎和度假的理想之地。苏格兰画家埃德温·兰西尔爵士（Sir Edwin Landseer）创作的名画《山中之王》（Monarch of the Glen）正是这一视角的代表，画中威严的红鹿形象不仅象征高地的壮丽景观，也成为英国大众文化中对高地想象的重要象征。另一方面，高地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19世纪，高地地区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流失、强制迁徙与海外移民，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与政治动员，并最终促使政府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启动土地改革政策，以回应土地权属与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一苦难与抗争的历史正是卡梅隆教授在其著作《土地归民？》中所聚焦的核心议题，体现了其对苏格兰社会变迁的深刻关怀与学术洞察。

苏格兰文化象征之一——红鹿

其二是关于苏格兰与不列颠帝国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前任“威廉·弗雷泽讲席教授”汤姆·德瓦恩（Tom Devine）在其著作《苏格兰的帝国》（Scotland’s Empire）中系统阐述了苏格兰在帝国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挑战了过去将帝国史等同于英格兰史的传统叙述。他强调，苏格兰人并未被同化为“英格兰人”，而是以“苏格兰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海外移民和军事服务，无论是在印度的经济开发，还是在英军苏格兰团的军旅体系中，均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身份意识。正因如此，德瓦恩特意将其著作命名为《苏格兰的帝国》，以突出苏格兰不仅是帝国的积极参与者，更是帝国构建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帝国经验既促成了苏格兰对“英格兰化”的某种参与，同时也使其得以维系并重构自身的民族身份。

《苏格兰的英帝国》书封

在讲座的结尾，卡梅隆教授展望了苏格兰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其一，研究者应该更加重视全球化视角，不仅探讨苏格兰与不列颠帝国的关系，还将拓展至苏格兰在更广泛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与互动。其二，研究者还应对政治历史进行更为批判的研究。尽管2014年独立公投似乎为苏格兰是否独立的问题提供了阶段性答案，但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和辩论至今仍在持续。此外，随着环境史的兴起，研究者也应将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的开发、能源政策以及气候变化对苏格兰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深远影响。虽然大部分苏格兰人口居住于城市，但乡村地区在生态转型与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这些新兴议题反映出当代世界的多重挑战，也预示着苏格兰历史研究将在全球化、政治变迁与自然环境变革的交汇点上，探索新的理论路径与解释框架。

四、如何理解苏格兰及其历史

在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提出了将近20个问题，显示出对苏格兰史的兴趣。这些问题涉及人们“如何理解苏格兰及其历史”。

主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885年设立苏格兰事务部主要是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还是更多出于联邦内部的行政效率考虑？苏格兰民族主义能否成功？苏格兰人如何看待北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徒及爱尔兰，尤其在爱尔兰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如何？讲苏格兰盖尔语的人会认同自己是爱尔兰人吗？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爱尔兰麻烦不断且不忠诚，而对苏格兰，尤其是高地苏格兰的看法则是平静且忠诚？苏格兰历史学家在探讨英国民族身份构建时应采用何种立场？苏格兰学者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在研究英国或大英帝国历史时，如何理解“英国性”“英格兰性”“苏格兰性”等抽象概念，以及“英国性”和“英格兰性”的区别？

卡梅隆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回应。他明确指出，1885年设立苏格兰事务部，并非迫于民族主义的压力，而是对苏格兰社会长期以来“被忽视”情绪的回应。这种“被忽视”在教育改革和教会事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苏格兰教育体系改革历经波折，直到1872年才通过相关法案，苏格兰教会分裂事件也暴露出英国政府对苏格兰事务的疏忽。谈及苏格兰民族主义，卡梅隆教授认为，苏格兰民族主义已经成功了，尽管苏格兰尚未实现独立，但它已深刻影响了政治格局。特别是在2014年独立公投以及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其影响力愈发凸显，未来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在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及爱尔兰的关系方面，卡梅隆教授强调，两地虽历史联系紧密，但近现代因宗教冲突和政治分歧，关系逐渐疏远。尽管苏格兰盖尔语与爱尔兰盖尔语相似，但高地居民仍以苏格兰认同为主。最后，针对“英国性”“英格兰性”“苏格兰性”等问题，卡梅隆教授表示，这些认同具有相对性和情境性，常被不同政治力量所利用，应具体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