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康德和种族主义

去年是康德诞生三百周年，从他的祖国德国到世界各地，人们举办了许多学术会议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中国也不例外，有关康德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演讲络绎不绝，一直持续到年底。这表明康德绝不是像艾伦·伍德（Allen Wood）说的那样，是一个死去已久的人，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了。相反，遍及世界的种种纪念活动表明，康德还活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康德在当今世界和未来仍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是何种相关性？

康德（1724—1804）

很显然，不可能是他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关于世界的种种设想和描述，正如哈贝马斯在一篇纪念康德《永久和平论》发表二百周年的论文中所说的：“他的各种建议受困于种种概念困难，不再与我们的历史经验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康德哲学更多出现在大学的课程和学院哲学家的讨论中，是学术工业的一个始终热门的主题，却很难在人们对当今世界的思考与讨论中出现。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认为他与今天的我们具有相关性呢？

不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和哲学是如康德想象的那样，而恰恰是因为他的哲学与我们历史经验不一致。康德认为，中国人和印度人不能从事哲学，因为他们没有形成抽象思维的能力。如果他看到今天中国有那么多的哲学系，有那么多人在研究他的哲学，对他的崇拜无以复加，不知作何感想。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普遍主义，康德的实践哲学，无论是道德哲学、法哲学，还是政治哲学，以及他的历史哲学，都是从假定的普遍人性出发。这也是西方学者通常的做法，他们总是将他们对人性的理解，看作普遍人性。这样，他们就能将他们的理论或学说看作普遍人性使然，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但毕竟世界上还存在非西方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西方人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尽管如此，他们在处理这个事实时，不是无视他者的“他性”，就是将他者视为低于西方一等或几等的存在。这些他者由于低级的地位，没有资格代表人类和人性；而只有最为高级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种族才能代表人类和人性。这种普遍主义要求所有他者向支配群体认定的普遍标准看齐，从而建立一个对一切他人适用的普遍主义，而支配群体则保持它自己的同一性。这就是西方人总是以“我就是人类”的口气说话的原因。

这种事实上的悖谬，在康德哲学中就有体现。主张普遍主义的康德，却有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康德的种族主义和海德格尔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是任何研究他们哲学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康德著作全集》

“种族”和“种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前现代，这两个概念是找不到的。而康德，正是“种族”概念的发明者。从一开始，康德就有种族主义的思想，持一种种族等级观。在一七六四年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康德笔下的西方各民族在美感和崇高感方面各有千秋，虽也有不足甚至可笑之处，但比起非西方民族，还是要高出许多。他对东方各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日本人和印度人）还有一些肯定，但对非洲黑人却是全盘否定：“非洲的黑人天生没有超出愚蠢可笑的东西的情感。”（康德《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北美的印第安人被他称为“野蛮人”，“所有这些野蛮人对于道德意义上的美都没有什么情感”（同上，第255页）。康德把英、法、德称为“文明民族”，他们的特征是以文化特色为基础，而其他民族的特征更多是以自然赋予的种族特征为基础。

康德坚持不同人种的等级差异，由于他认为文化与种族的融合是违背自然计划的（见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65页），所以事实上种族的等级差异是不可消除的。康德把地球上的人类分为四个种族，即白人种族、黑人种族、北美印第安种族和亚洲—印度种族，这四个种族又分别发展为各个民族。他的种族生物学理论认为，人类被自然植入了一整套胚芽（Keime），这些胚芽包含不同的自然禀赋（Naturanlagen）。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适应气候的胚芽被激活，使得某些禀赋得以发展，其他的禀赋则永远蛰伏。“在人里面必定已经蕴藏着各种各样的胚芽和自然禀赋，适时地要么发展要么被抑制，以便他会适应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康德《论人的不同种族》，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448页）

康德的种族概念既是一个自然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康德认为，在研究自然与历史时，因果解释如果不够用的话，就需要使用目的论判断，将目的赋予自然与历史，即自然与历史本身具有目的，这样，像自然与历史这样复杂的系统至少可以潜在地被理解。从目的论的观点看，在不同的人类种族与民族，以及它们不同的自然禀赋后来的发展的背后，一定有着功能性的、自然的目的。

各种胚芽确保人类生命能遍布整个地球，确保目的与文化的差异性。鉴于任何一群人都只能部分表现作为一个整体的类的种种能力，人类必然要遍布整个地球，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这样，所有自然禀赋能逐渐充分实现，人类能朝向它目的论决定的目的发展。康德反对种族与文化的同化和融合，而主张保持种族与文化的差异：“大自然使之成为自己法则的，不是它有意在不同种族的融合中造成相互类似，而是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在这类种族（例如白人）的某个民族中，不是在种族的形成中让个性一往直前地相互接近，……毋宁说在这类部族中，甚至在同一个家族中，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无限地多样。”（康德《实用人类学》，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第315页）

但这绝不等于康德主张文化相对论和文化多元论，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是经验的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必须从人类的根本目的——本体自由——来对它们加以评判。美洲黄种人显示很少有发展文化的能力，似乎陷于原始的游牧生活方式不能自拔；黑人种族显得只适合农业社会的土壤，他们甚至都缺乏“从事活动（特别是人们称之为勤勉的活动）的冲动”（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第173页）。在自然禀赋上，美洲人和黑人也许与其他人类差不多，但“美洲人和黑人是一个在精神禀赋上低于人类其他成员的种族”（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67页）。亚洲—印度各民族有相当高的发展文化的能力，但他们的发展停滞了，他们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发展顶峰。只有欧洲白人才有能力将他们的文化发展到能建立共和自治政府和道德进步的地步。康德把最完善的公民宪政叫作人类的最终目的（letzter Zweck），而把伦理共同体或者目的王国称为终极目的（Endzweck）。无论从这两种目的的哪个来衡量，欧洲白人都是最有潜力、最进步、最有希望达到的。其他种族只有有限的潜力，甚至没有潜力发展到这一步：“人类就其最大的完善性而言在于白人种族。美洲黄种人的才能已经较小。黑人就低得多，而最低的是一部分美洲部落。”（康德《自然地理学》，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第314-315页）

这些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对于早已熟悉作为普遍人权的鼓吹者和维护者的康德形象，并将他“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主张铭刻在心、深受鼓舞的人，对于那些坚信康德是一个最典型的普遍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人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康德的种族主义明显与他的普遍主义道德哲学相违背，与他的实践哲学存在着明显的裂缝和不一致。一方面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另一方面又说：“美洲人和黑人不能统治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只配用作奴隶。”（康德《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第254页）也就是说，实际上并非任何人都是目的，低等的美洲人和黑人就只能是手段。

如前所述，在《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康德公然说：“非洲的黑人天生没有超出愚蠢可笑的东西的情感。”这本是休谟的看法。休谟虽然认为黑人“天生”不如白人，但这位《人性论》的作者却并不像康德那样用人性概念来给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奠基。康德用他的先验人性论，而不仅仅是肤色，来区分种族差异和种族等级。他的种族等级论其实不是一个经验的理论，而是出于他的先验哲学的先验人性理论。人性由理性与道德组成，但不是所有人类的人性都得到完善发展，除了白人，其他种族在理性和道德能力上都有欠缺。康德就是根据他的这个人性理论来划分种族的等级的。种族的差异不是后天的，而是先天的。非白人的种族天生就不如白人，他们的天赋就比白人差。

康德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白纸黑字都在那里摆着，是任何康德哲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不能不面对的。迄今为止，所有为他的辩护都是说康德的种族主义只是康德哲学的边缘部分，甚至只是他的个人偏见，完全可以与他整个哲学切割开而不予理会。但也有人说，康德的种族主义的确存在，并且并非与他哲学的核心内容毫无关系。康德的种族等级论本身就是建立在他的目的论理论基础上的。其实，康德自己就没有把他的种族思想当作无关紧要的脚注。康德哲学生涯中，研究、讲授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时间最长。在写批判哲学著作之前、其间和之后，他一直研究、发展和教授他称之为“孪生”科学的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康德是第一个将地理学（与现代通常理解的“地理学”有很大差异）引入哥尼斯堡大学课程中的人。事实上他在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冬季学期开始在哥尼斯堡大学教人类学时，是所有德国大学中第一个教这门课的人。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与种族问题有关的人类学和地理学课程上了七十余次（其中地理学四十九次，人类学二十八次），逻辑学上了五十八次，形而上学四十九次，道德哲学二十八次，理论物理学二十次。从这些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康德并非一时兴起才谈论种族问题，而是毕生对之有莫大兴趣。康德认为地理学与人类学构成了一切知识可能性的条件，是一切别的知识的准备。而性别特征、民族特征、人类特征，都属于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人本身的道德特征。因此，绝不是像康德的许多辩护者说的那样，康德种族主义的人类学只是他哲学无关紧要的边角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他种族主义的言论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偏见（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偏见），丝毫不影响他普遍主义的道德立场。相反，特殊主义的人类学与他普遍主义的伦理学同样是康德哲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人道主义的康德和种族主义的康德、普遍主义的康德和特殊主义的康德、伦理学的康德和人类学的康德究竟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一个康德，还是有两个康德？康德自己难道对他思想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没有任何觉察吗？康德大概会拒绝自己和自己的哲学是任何意义上的特殊主义；相反，他会说，他晚年建立的历史哲学，已经从根本上证明了普遍主义的必然性。

对于康德来说，历史是一个目的论的、作为类存在的人类的普遍历史，而不是某个国家、某个种族或某些民族（人民）特殊的历史。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和《永久和平论》中，康德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他把不同的种族和民族按照其等级秩序，安排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水平上。“种族的等级同时也是他们世界历史的等级。”（Alex Sutter, “Kant und die ‘Wilden’: Zum impliziten Rassismus in der Kantischen Geschichtphilosophie”, Prima Philosophie 2, 1988, S. 248）但这还不等于所有种族都有资格进入世界历史。严格说，康德讨论过的地球上的四大种族只有白人才有资格进入世界历史。康德历史哲学是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按照他的“进步原理”，只有具有无限自我完善能力者，才有资格进入历史，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人的这种能力的产物。但只有白人满足了这个无限完善能力的条件，因为只有白人才是“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而非西方民族与种族只是“能理性的”（animal ratioabile）。同样是人，只有白人才是人的典型；其他种族从人性上说都是不完全的。康德认为，进步总是始于西方，从那里开始向外延伸（Cf. Robert B. Louden, Kant’s Impure Ethics,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8）。

另一方面，历史是一个目的论体系，是“自然的一项以人类中完全的公民联合为目标的计划”（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以此计划来衡量，只有欧洲人才有真正的历史，人类历史只与白色种族有关。（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 d. Königlich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ften, Berlin， 1913， Bd. XV， 879）在近代欧洲国家中出现的共和主义的国家宪政、追求商业繁荣、法治等等，表明欧洲国家的历史才是“一个合乎规则的进程”，虽然离历史的终极目标尚远，但毕竟“打开了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在这幅远景中，人类被遥遥设想如何最终毕竟攀升到自然置于它里面的一切胚芽都能够完全得到发展，它的规定性在此尘世得到完全实现的那个状态”（同上）。西方人的历史不是西方人特殊的历史，而是人类的普遍历史，因为它体现的是人类历史唯一的方向，因而也是普遍的方向。也就是说，从康德所谓“世界公民观点”看，经验上特殊的西方历史却应被视为是普遍历史。这样一种普遍历史，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保证了康德普遍主义的伦理学。

要将西方哲学普遍化，除了使用目的论的“世界公民”观念外，先要将西方种族普遍化，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西方人当作人类的典型（die Menschentyp）。人之为人，在于他的理性能力，在于他能超越感性的直接性（欲望、偏好、激情）、传统和个人兴趣，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种基本人性，是康德伦理学或道德普遍主义的基本体现和保证。即使从经验人类学的角度看，也只有西方白人才具有最为充分的人性（即全幅理性）。普遍历史的理念作为一个范导性理念，具有将抽象的伦理学普遍主义具体化的任务，而此理念本身则是康德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欧洲文明史绝对化的结果。康德声称：“那些旨在运用其理性的自然禀赋，只应当在类中，但不是在个体中完全得到发展。”（同上，第25页）那么，欧洲历史的普遍化和绝对化也就反过来证明了欧洲白人的人性乃是人性的典型，或就是普遍人性。在此问题上与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西方是普遍、是世界、是人类本身；而非西方民族与种族只能是特殊、是地方、是个体。个体的历史发展只有以普遍历史发展模式（historische Entwicklungen überhaupt，亦即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样板图式（vorbildlichen Schema），才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康德普遍主义立场的底气在于，他于不知不觉中将西方人变成了人类本身。只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无太多创造性，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大都如此。也就从那时开始，西方人以人类的代表和立法者自居，既是真理的发布者，又是真理的垄断者。一个有点残酷的反讽是，这种僭越与神话的力量，正是建立在被他们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许多人对此的坚定信仰上。

也有人说，虽然康德的确把非白种人看得低于白种人，但他还是坚持了一个所有人平等的立场。如果只看他的道德哲学三书，似乎是这样。但康德除了这三部著作之外，毕竟还写了和说了许多别的话，其中就包括他的“不纯粹伦理学”（Impure Ethics），即应用伦理学或经验伦理学。他的纯粹伦理学与他的不纯粹伦理学是一体的，而非两种不同的伦理学，康德自己就说过：“伦理学没有人类学无法存在。”（Die Moral kann ohne die Anthropologie nicht bestehen.）。我们当然可以只读道德三书，只根据这些文本来谈康德的思想，但那不是完整的康德，也不是真正的康德。必须将康德的纯粹伦理学与康德的不纯粹伦理学放在一起读，才能真正理解康德的思想。如果人们有理由追问，海德格尔的纳粹思想与他整个哲学的关系，当然也就有同样的理由追问康德的种族主义与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关系。即使是竭力维护康德的波琳·克莱因盖尔德（Pauline Kleingeld）最后也不得不说：“即使种族主义不是康德的核心原理，种族主义的偏见也会影响如何用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原理来阐述整个理论。”其实，正如卢华萍教授所言，要问的重要问题不是康德哲学的核心部分是否被他种族论或种族主义部分影响，而是我们应该研究是否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核心著作中发展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会以某种方式补充他的种族论，甚至为它担保。

遗憾的是，我们对康德的研究流行的方式是割裂他的整个哲学。在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中，我们恰恰只关注他的纯粹伦理学，而对他的不纯粹伦理学很少研究，对他的种族主义，更是置若罔闻，或默然置之。在研究康德的美学思想时，也同样如此，对他在《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没有人在意，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康德哲学的种族主义问题、欧洲中心论问题，最近几十年是国际康德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方兴未艾，在中国却几乎无人提起。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研究兴趣来解释的问题，而是暴露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为什么我们会对这样敏感的问题无感？为什么我们只愿看康德高大上的那一面，而不愿看他在今天看来是明显不正确的那些思想，并且那些不正确的东西是一贯的，为数也不少？为什么我们对康德的种族主义视若无睹，讳莫如深？

康德的根本问题，是将西方这种特殊性说成是人类的普遍性，这恰恰也是产生康德哲学的那种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基本话语特征，将西方等同于世界，将西方人作为人类的完美代表，以证明一切西方思想、信仰、话语、主张的合理性。葛兰西曾经对康德伪普遍主义伦理学有过深刻的揭露，他说康德的“前提是一种统一的文化，一种统一的宗教，‘世界的’一致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页）。这种“统一的文化，统一的宗教，‘世界的’一致主义”，当然不是真正的普遍主义，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真正的普遍性基础上的，而是以特殊为普遍，将某种特殊性普遍化后作为普遍真理加以推出。由于抽离了世界真实的多样性，这种普遍性在现实世界便没有任何约束力，因为“任何一个个人都根据自己文化的一切特点行动，也就是根据他本界的特殊文化行动，而对他来说，本界就是‘所有的人’，所有同他一样思考的人”（同上）。而当这种伪普遍的普遍主义要给别人立法时，它的伪普遍主义的本质便昭然若揭了。建立在这种非普遍的普遍主义基础上的种种主张，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道德主张，失败都是必然的。

指出康德种族主义及其与他整个哲学的关系，不是要对他个人进行道德或政治评判，那在哲学上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曾没有根据地反复诋毁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更不是要否定康德对人类哲学的贡献，而是为了更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康德哲学，以及康德哲学与我们的关系。中国人向来要求研究者要知人论世。康德哲学产生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将人类推入由西方主导的近代世界。西方人以政治、经济霸权的全球扩张和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现代性叙事话语，奠定了他们三百年的支配格局。这种支配格局，有显性的一面，更有隐性的一面，这隐性的一面，就是在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日渐衰落的今天，仍然十分强劲的文化霸权。这文化霸权之所以依然强劲有力，是因为它实际上体现了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权力关系网。康德哲学一方面是在此权力关系网中产生，另一方面也帮助形成了这个权力关系网。他帮助形成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哲学史观念，是这个权力关系网的重要一环。这个权力关系网及其外在体现——流行的现代性话语与叙事，不仅形成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西方人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与认识。我们对康德的种族主义视若无睹，对自己的传统哲学评价不高，或者用西方的哲学话语来给它重新包装，以外语发表为荣，都说明我们还处于产生康德哲学的那种权力关系中。但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不深刻反省这种权力关系对我们的影响，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或哲学体系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仍将继续活在上一世纪。

今天我们纪念康德，固然是承认他对人类哲学的伟大贡献，同时也要从我们对康德哲学的态度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思想现状和地位，以及我们对他的研究的种种不足。只有这样，纪念康德才有现实的意义。

本文原刊于《书城》2025年5月号。